hippooh电影博客

【原 片 名】Lan feng zheng (1993)
【中 文 名】蓝风筝
【外语别名】The Blue Kite
【中文别名】
【年　　代】1993
【国家/地区】中国 / 香港
【对白语言】普通话
【片　　长】UK:138 min / USA:140 min
【导　　演】Zhuangzhuang Tian田壮壮
【编　　剧】Xiao Mao萧矛
【类　　型】剧情
【主要演员】Tian Yi易天 ...  Tietou as an infant
 Wenyao Zhang张文瑶 ...  Tietou as a child
 Xiaoman Chen陈小满 ...  Tietou as a teenager
 Liping Lu吕丽萍 ...  Chen Shujuan
 Quanxin Pu濮存昕 ...  Lin Shaolong
 Xuejian Li李雪健 ...  Li Guodong (Uncle Li)
 Baochang Guo郭宝昌 ...  3rd husband
 Ping Zhong宗平 ...  Chen Shusheng
 Quanzhong Chu褚拴中 ...  Chen Shuyan
 Xiaoying Song宋晓英 ...  Sis
 Hong Zhang ...  Zhu Ying
 Yanjin Liu ...  Shujuan's mother
 Bin Li ...  Granny
 Zhang Lu ...  Mrs. Lan
 Donglin Guo ...  Lin Yunwei
【上映日期】1993年9月12日 加拿大 (Toronto Film Festival)
【宣 传 语】
【MPAA评级】
【色　　彩】彩色
【出品公司】Longwick Film
北京电影制片厂Beijing Film Studio [cn]
【发行公司】Vértigo Films S.L. [es]
Kino International Corp. [us]
Fortissimo Film Sales [nl]
【混　　音】Dolby
【IMDB评分】7.7/10 (578 votes)
【级    别】Finland:S / Spain:7 / Sweden:11 / UK:15 / Singapore:PG
【获奖记录】
1993 Hawai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Best Feature Film)
1993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Best Actress Award/Special Mention/Tokyo Grand Prix)

【剧情简介】
    本片透过小孩铁头的眼光，反映了自1953年至1967年的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女主人公是铁头的母亲陈树娟，一生际遇坎坷。第一任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在北方劳改时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好友李国栋为照顾铁头母子，成了第二任丈夫，但在大跃进后期的大荒积劳成疾致死。第三任丈夫是老干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她也被划成反革命分子。本片以悲哀、灰暗的基调讲述几十年的故土旧事，透视埋在历史灰烬下的人的命运。
【影评&幕后】

◇背景

    《蓝风筝》是第五代导演执导的电影当中最直面政治历史的一部作品，但由于影片有香港及日本资金。故得以日本影片名义参加国际电影节。曾获日本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为此愤而退出东京电影节，因此该片与导演所受到的处罚最为严厉。

■《蓝风筝》的情怀渗透在血液里

◇《蓝风筝》中看不到功利

    拉回到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做过李少红《血色清晨》(1990)和宁瀛的第一部作品《有人偏偏爱上我》(1990)两部片的编剧之后，时间应该是在1991年。

    有一天壮壮突然来找我说有这么一个东西，是想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家庭和社会。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五年左右开始叙述一直讲到“文革”开始，从未出生到襁褓里的婴儿到幼儿再至少年的十五年的时间。现在想来当时对于这方面的思考也许并不是很成熟，可是当这个命题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很多东西。

    壮壮和我从年龄上讲都是和《蓝风筝》中的“小铁头”差不多大，关于童年的记忆现在想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状态，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当年经历它的时候却是很单纯、很快乐，这种恍然一梦的感觉很奇妙。

    所以当壮壮找到我，跟我说他的想法的时候，我很明确地表示我愿意做这件事。而且那时编剧的创作主动性比较强，可以很悠悠然地写，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也没有人在背后老催你，一切都是你在主动地、慢慢地以沉入的状态行进，就像《蓝风筝》给人的感觉一样，从中看不到功利。

◇拿时间的漏勺打捞记忆

    这个片子涉及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当然我经历的还不多，我不是“老三届”，“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小学生，壮壮比我大一点，他那时已经上中学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非常刻意地去碰这段历史，但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去面对。所以当初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和田壮壮都怀有挺深厚的一种感情，更具体地说或许是一种责任心。

    我小时候在大杂院的环境中生活过，就很自然地回忆起我们小时候的家庭和生活的环境，以及亲人和邻居们的一些往事，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想起了很多故人和旧事。

    所以在我成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心悸和恍然大悟，甚至是有些伤感和悲哀的，在写《蓝风筝》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好像是拿时间的漏勺在打捞一些记忆，还原一些记忆。

◇壮壮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

    其实像《蓝风筝》这样的电影，我们一辈子也做不了一两部，因为它太伤神了。现在这种物质化的大环境也不太能够允许创作这样的电影了，我从心里面非常珍视这次合作。

    在我和田壮壮的合作中，我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同情心和责任心而且非常周到的人。他表面上给人大大咧咧的感觉，其实我认为他是个思考很深的人，也是这几位很出色也很出名的中国导演中比较不同凡响的人。我认为《蓝风筝》这个片子挺体现他的整个精神的。

    我记得好早以前，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写的她在美国同一名黑人男孩子谈恋爱的故事，都是用很快乐的笔法写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她写到这天晚上他们到电影院看了《蓝风筝》，他们两个人都在流泪，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他们紧拥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一方面是在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更多的是一种默默地感人的东西能够打动他们，对他们有所撞击，而我们想表达的正是这个，或者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我认为有这种情怀的中青年导演一辈中就是田壮壮，他的这种东西渗透在他的血液中，是学不来的。

口述：萧矛（《蓝风筝》编剧）  整理：记者张悦 来源：新京报

■远逝的风筝：星星雨路评《蓝风筝》

◇蓝风筝

　　“乌鸦乌鸦在树上……”铁头倒在地上，嘴角还淌着鲜血，看着破落的挂在树梢上的蓝色风筝，耳边传来童年的歌谣，镜头拉了上来，仿佛要一个空镜头，给整个灰蒙蒙的城市一个全景，结束了，到那个动荡的年代就结束了。

　　围绕着一个家庭，故事就这么展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平凡的琐碎如沙。一顿家常饭菜，一阵闺房私语，生活一天天推进，人物也一天天成长老去。电影把镜头对准了树娟他们一家，围绕着老太太的四个孩子个人家庭悲欢离合，透过他们客观的展现当时的社会。要说主题太大太大，解放后对于右派的斗争持续不断，成千上万人被错误打成右派。等到彻底弄清错误时候，文革又开始了。导演化为对人性命运的刻划，淡淡地略去主观强烈批判，一切留给观众，等到电影散场后，再慢慢体会其中的沉重命题。

◇女人的故事

　　用现在很庸俗的起名方法给这个电影起名字，大该可以叫做《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或者更刻薄的是《小女人克死三丈夫》。电影一开始的标题是“爸爸”，然后慢慢叙述，结婚，生子，运动，流放，爸爸在时间这个坐标轴上开始前进，最后一封信，树娟坐在床边哭泣，爸爸死了；接着是“叔叔”这个标题，从愧疚到进入家庭，短短几笔后，随着屋外爆竹声声，叔叔倒下了，他也死了；紧接着就是“继父”，他同样逃脱不了死亡的阴影，最后被迫害而引发了心脏病。用三个和铁头相关的男性串连起电影的前因后果，在母亲这条坐标轴上，三个男人只是一个标点，永远不能陪伴，永远不能平行前进。以至电影由一开始平淡的夫妻爱意转换到最后成了母子情深，相依为命。命运的不公失女人一次又一次失去依靠，她只能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她只能又当爹来又当妈。

　　电影中的另一个女性就是大舅的女朋友，朱瑛，这是一个和香港同名女星长的同样漂亮的女性。在文工团演话剧，被干部看上了，但是爱情让她选择了大舅，于是，一个天真纯真的少女被摧残，在监狱中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罪名竟然是妨碍国家安全！电影中对她的描写是点对点的串描，以图来表现前后的变化，同时节省笔墨。演员外表以及言语的刻划正好很好形成一种对比，最后在火车站，树娟一家送她离开，大舅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虽然两人之间还是情意婉在，可已经是有缘无分了，这个能够怪谁呢？

◇运动，运动

　　电影是一个运动的艺术，而这部电影就是描写运动的运动。从开始树娟和少龙结婚时斯大林逝世拖延结婚日子，到最后大运动文革的到来，人的精神世界始终动荡不已。整个中国当代历史的前半段就是一部运动史，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浪费了多少的人力，浪费了整整几代人的青春岁月。在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是运动的受害者。那三个男性，先后都在运动中死去，姥姥说“刚过上几天舒心日子，这又运动，又拖累了咱们的树娟”；大舅因为运动和女朋友永远分开，使眼睛得不到很好治疗最终失明；使小舅下放到遥远边界，最后只能娶个自己不喜欢但成分好的民兵队长。渺小的人物在运动的大浪中谁也抓不住绳索，被大浪冲的越来越远。运动，运动？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运动？显然作者不想再涉及到更加史无前例的文革，到了那里嘎然而至，前面的那些运动已经使这个家庭变得家不象家了，这些“右派”，“不积极分子”、“走资派”、“妨碍国家安全”的人在更加疯狂的运动中会怎样，已经不言而喻了！

◇风筝·铁头

　　风筝仿佛就是人生的比喻，一根细长的线牵动着在风中飞舞的风筝，那边还是随风荡漾，这边细绳已经飘飘剪断。于是风儿吹散了纸鸢，于是再也回不来了，于是只能挂在枝头等待暴风骤雨洗礼，于是只能残破。人生在世，没有重来，少龙没有回来，叔叔没有站起来，最后继父老吴也飘逝远去。经历了一生，后悔有多少，幸福有多少。这幸福与后悔正是在组成电影感情的基调。动荡的社会无法给人安全感觉，人总是有摇摇欲坠之感，唯有童年的铁头能冲破这种道德社会的制约，开朗大笑，爆发最原始的感情，儿童是最快乐的。

　　当成长的枷锁套在铁头身上，他幼稚的脸庞多了些许烦恼。在城里的家中，会透过窗子看外面的天空，会为母亲打抱不平。懵懂的知道了这个社会实质的吃人本性。是不幸还是成长的喜悦？特定的社会已经无疑给他这样的孩子烙上印痕，他怀念的是在管井时候的童年快乐，他怀念的是家庭的美满幸福，可一切都是那么残酷，跟随着母亲在动荡社会中成长，他唯一学会保护自己的就是拳头！当小侄女飞走了他的风筝时，原本以为他会发怒，但是他没有，平静的看着窗外枝头的蓝风筝，是的，孤独的他终于在城市的堡垒中找到了伙伴，风筝算是什么呢？只有躺在地上时才能看到那只残缺远去的风筝，这时风筝又开始象征了他的成熟。

◇其他

　　从电影一开始，我就想到了《城南旧事》，同样是大全景开场，同样是童年的话外音。只不过《城南旧事》色彩偏于暗淡青灰，扣合了一个“旧”字；而《蓝风筝》则偏重于灰蒙蒙的土黄色，不同于《黄土地》中背负几千年历史的沉重的黄，在这里黄沙覆盖了真实，覆盖的是良知，黄色俨然就是当时历史风化的结果！

　　第五代导演用寓言讲述了太多的传统历史，相比第六代对边缘人物刻划，他们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的遭遇，他们的边缘在于环境，在于历史社会的极端。从《活着》到《蓝风筝》，对于那段少数中国人不愿意提及的时期进行描写拍摄，没有歪曲，没有篡改，只想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十七年，一个真实的文革。而某些人却因为顾虑强硬阻止，这是悲哀，电影与政治，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成长。对于隐晦的电影语言，他们一点都不陌生，他们陌生的恐怕只是电影究竟是什么作用罢了。整个民族艺术的悲哀啊！

■电影史·婚姻史·政治史——对田壮壮《蓝风筝》的多重解读  文/云悠千载

一、电影史叙述和《蓝风筝》的缺席

　　我们发现，往日之事的再现是以某种序列为依据的。时间的序列在这里并不是唯一的，当我们重新检阅这些已然之事的时候，并不难发现这一点。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叙述而已。虽然法国的历史学家莫诺曾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地呼叫：“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其他一概不要！”（《历史的真相》，中译本，第6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当人们处心积虑地建立起表述历史的话语系统时，在这个有序列的所指之中，实际上包藏了那么多的态度和立场，以至于“过去的故事”要被迫沦落为“当下的表述”——我是说当下，而不是除了当下以外的任何时间。

　　我之所以说这些看起来和本文的目的毫无关系的话，是因为我们在阅读/接受表述历史的话语系统时，必须，不得不事先建立起对于上述那种文字序列的防范之心。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这种序列对于叙述者的背叛——它显露出了叙述者的情趣、修养以及他深陷其中的意识形态。就象我们在《宋俘记》（金人可恭著）和《窃愤录》（宋人辛弃疾著）发现对于同一场战争的不同叙述一样，在（匈牙利）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法国）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和（美国）斯坦利·所罗门的《电影的概念》等著作中，我发现了不同的美学观念所导致的对于同一电影现象的不同叙述，甚至在将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和克莉丝汀·汤普森与大卫·波德维尔合著的《世界电影史》比较阅读的时候，也有很多同样的现象。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们迷失在话语的森林之中，我们被不同的序列引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使是当事人的在场，他的叙述也并不能等同于“真相”，而只能是一种话语权的杂耍表演——电影《武训传》（孙瑜导演，昆仑影业公司1950年完成拍摄）、《创业》（于彦夫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年摄制）和《海霞》（谢铁骊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的遭遇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巨大的政治温差之下，作者/当事人的表述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晴雨表。

　　当我们的记忆参与到对历史的应证中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有话语序列所隐藏的秘密。比如，在列举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的时候，下列名字往往是不可缺席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和黄建新（这样一个名字的序列可能已经蕴涵了某种含义）。而在田壮壮的名字后面列举的作品大致如下：《九月》、《猎场札撒》、《盗马贼》、《鼓书艺人》、《摇滚青年》、《李莲英》和《小城之春》（原为费穆作品，1948年拍摄，2002年由田壮壮重新拍摄）。在这一作品序列之中，没有《蓝风筝》的片名。这部摄制于1992年的获得第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女主角奖的作品在此缺席。据称，当这《蓝风筝》在该届电影节上获奖时，中国电影代表团愤而离席以示抗议。这部电影也禁演至今。导演田壮壮也曾在“一段时间”之内被取消创作资格。

　　《蓝风筝》所讲述的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间发生的故事。影片通过一个叫铁头的孩子的眼睛，描述了一个家庭如何在这十四年中颠簸飘摇及至四分五裂的情景。影片通过这个孩子的眼睛，传递出了那个意识形态逐渐强化的步骤：整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我们知道，早在《蓝风筝》拍摄之前，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已经无数遍地将这一时期抚摩过了，就是在《蓝风筝》摄制完成后的那一年，另一个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刚刚才摘取了金棕榈奖，稍后，张艺谋的《活着》也出现了。后两部影片也涉及到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蓝风筝》的遭遇却迥异于二者。

　　我无意在此探讨个中原委，仅止于指出电影历史叙述中的缺失。

二、婚姻史与政治史的双重叙事

　　在同时期的众多影片中，时间这一概念是被消隐了的，对于时代的指称模糊不清，情节的开展似乎只是空间观念的事情。而《蓝风筝》“丰”字形的叙事结构则尖锐地打破了视界的混沌。不仅在水平辐射的向度上排列了铁头家人的处境，而且以铁头母亲陈树娟的婚姻为历时的纵轴，在十四年的时间跨度上步步逼近。

　　陈树娟先后嫁给了三个男人，三个男人先后死去。这非常容易让人想到中国民间的“扫帚星”的说法——陈树娟的进门就意味着噩运的降临。但是当我们在影片历时的轴线上找到这三个男人的坐标时，就会发现陈树娟只是他们命运的记录者和承受者。当她嫁给第一个丈夫，即铁头的父亲孙大龙时，整风运动开始了。孙大龙的同事在孙缺席的情况下，代替他向领导提了意见。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中，孙大龙的意见被指认为向政权作出的攻击。单位开会选右派，孙大龙在开会期间去厕所方便，回来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泡不合时宜的尿造就了孙大龙的命运——发配劳改，最终客死异乡。在孙大龙死后三年，陈树娟嫁给了孙的同事李国栋。李国栋在孙被打成右派时向领导说了一些对孙不利的话，他一直为此愧疚，想通过关心照顾陈树娟和铁头这一对孤儿寡母来获得自己良心的安抚。而此时的时间标志是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终于等到了“家家都有饺子吃”的除夕之夜，李国栋却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猝死在地上。李国栋死后，陈树娟又嫁给了她大姐的战友，老干部吴雷生。吴雷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他“曾经打死过好几个日本鬼子”。他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孙大龙和李国栋灵敏得多。在文革前夜，他将自己生平的积蓄全部交由陈树娟去保管，为了保护陈树娟母子，立即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几天之后，吴雷生在红卫兵的呐喊声中心脏病突发而死。

　　影片将陈树娟的三次婚姻分为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章节，从铁头的视角命名为“爸爸”、“叔叔”和“继父”。在关于这三个章节对于陈树娟婚姻史的叙述中，实际上隐含着导演对于政治史的叙述。婚姻的结成、发展和死亡实际上与政治身份的认定和改变同步。时代的语境要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孩子，首先要成为 “少年儿童”，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女人，首先要成为“革命姐妹”，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成为“阶级兄弟”。除非陈树娟嫁给了意识形态，否则她嫁给任何一个具体的男人，她都将是同样的命运。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根本就没有命运，只有形势。

　　在影片“丰”字形的叙事结构图上，还展开了陈树娟一家其他人的命运嬗变。在第一章节内，树娟的树生哥哥结识了女友祝英，陈树言的身份是军官，祝英的身份是文工团的进步骨干。树娟的弟弟树言，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学生。三人的身份在第二章节之中就发生了变化。陈树言的女友祝英因为拒绝与首长跳舞而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陈树生因为眼睛的疾病而退伍专业，又因为与权威力量的疏离而被纯粹的革命战士，他的大姐，批评为散布反动言论。陈树言在因为向教育主管部门提意见，而被认为是攻击教育分配体制，重复了他姐夫孙大龙的劳改之路。在第三章节中，政治身份的认定同样是最高的唯一的人生标准。祝英被释放出狱，而陈树生的眼睛在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这似乎与政治风云无关。但如果将之与陈树娟的婚姻，亦即吴雷生之死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祝英的出狱只是政治话语权力转移的结果而已。

　　在“伤痕”淡化、“反思”退场之后，一切有关时代的痛切记忆都变成了痛切之外的任何东西，比如藏品展览，比如政治波普，但田壮壮的《蓝风筝》绝不类于此。影片将婚姻史与政治史合一的叙述策略虽然没有容纳过多的政治表征符号，也没有在镜头语言的癫狂中一泻千里，但是这个看似保守的结构图式却可以无限衍深开来。

三、父、母何在？父母何为？

　　如果说这样的解读因为在某些地方沾染了学院派的色彩，因而显得生硬，或者沦为一相情愿的牵强的话，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剖析——从大众普遍认同的叙述角度出发，即从铁头的角度出发，看看这一视阈之内的影象风景到底说了些什么。

　　上文已经提到，影片的三个章节都有各自不同的命名，“爸爸”、“叔叔”和“继父”，但是命名的依据却是唯一的——“以父之名”。那为什么没有“父亲”这一个充满了尊严与权威的词汇？“父亲”在哪里？这个子之神灵与导师在哪里？孙大龙/爸爸、李国栋/叔叔和吴雷生/继父分别承担了铁头的名义之父，但都从不曾成为铁头的内心之父。在一个父之形象消失之后，又有新的一个顽固地树立起来，新的形象再次消失，另一个新的形象继之而起。在出场——消隐——再出场——再消隐的循环之中，父亲一直是被疏离、被抗拒和被怀疑的形象。

　　孙大龙虽然是铁头的生身之父，但他在铁头很小的时候就死在了异乡。在孙大龙离家之后，铁头曾无心中对他妈妈说爸爸死了，当孙大龙真的死去之后，妻子陈树娟掩面而泣，但铁头却安然入睡，他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爸爸已经死去的事实，一直到第二个名义之父李国栋的出场。影片故意忽略了铁头的认识觉醒，生身之父因而成了陌生之父。当李国栋和陈树娟结婚后，铁头有了第二个名义之父，亦即衰老之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表现李国栋与铁头这对新结成的父子关系时，影片安排了铁头的仰拍镜头和李国栋的俯拍镜头（李国栋将铁头举过头顶，由于没有站稳而使自己摔倒在地上）。这一镜语暗示了子之成长与父之衰老的鲜明对比。这一章节的另一个深有意味的镜头是：铁头在除夕之夜跟伙伴们玩捉迷藏，当众人隐匿之后，铁头一个人手提灯笼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四顾茫然，被一只扔到脚下的爆竹吓了一跳，灯笼也被烧破了。这一镜头一方面暗示了子之觉醒与独立——独自站在暗夜之中的铁头；另一方面又隐含了子之命运——象征了光明之源的灯笼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毁灭。名义之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光源提供者/精神之父，李国栋猝死在地上，父之形象再一次消失。当吴雷生作为父之形象的继任者重新在场之时，铁头已经完成了子之独立的过程。从孙大龙到吴雷生，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父之形象的叠加和演化，即从陌生之父到衰老之父，再到威严之父。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能够成为子之内心的精神之父。当吴雷生被红卫兵抬走的时候，愤怒的铁头上前解救，这与其说是子对父之拯救，莫如说是一个完成了力量聚集的人对另一个被解除了力量的人的拯救。

　　在这样一个类似于西西弗斯式的重复过程之中，建立精神之父的企图彻底地失败了。父亲的形象顽固地在场，又无奈地离去，父亲死了，没有谁是真正的内心之父

　　那么，母亲/女性在哪里呢？

　　影片所反映的时代恰恰是高唱男女平等的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女人能生产，女人能战斗，但这一表述的潜在前提是“女人跟男人一样能生产”，“女人跟男人一样能战斗”，女人必须男人生产、男人战斗的前提下才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女人也能。她们必须得到父权/夫权的庇佑才能得以成为女人。陈树娟的三次婚姻，也是她被三次摆放/安置在男性羽翼之下的记录。在她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之后，甚至连她的大姐，一名纯粹的革命战士都要求她考虑自己的将来，建议她和李国栋结婚。影片中虽然也流露出了李、陈二人之间的情感，但更多的色彩却是李国栋以此来赎罪，获得自己良心的安抚。一方面，陈树娟是道德交易的筹码，是李国栋自我救赎工具，另一方面，又是被救赎的对象，是必须一个男人的帮助以度过艰难时世的弱者。当她开始第三次婚姻的时候，这一地位的标志变得更加明显。她和吴雷生的结合，只是为了找一个在动荡和艰难之中的安身之处。她甚至只是承担了一个保姆的角色（铁头的台词）。在影片结尾的时候，陈树娟曾试图从红卫兵手中解救吴雷生，但这并不能说明是她的独立与意志，恰恰相反，陈树娟声嘶力竭地喊叫：“你们不能抓他！他是一个好人！”这样的喊声之中包含了道义的成分，但更多的却是对于一个男人的感恩。

　　影片中还提供的另外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陈树娟的大姐，另一个是陈树生的女友。前者的性别认识非常模糊，革命战士的耀眼形象掩盖了她的性别。而后者因为拒绝与首长跳舞，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从而清理出阶级队伍，被捕入狱，不仅不能成为一名女性，甚而不能成为一个人。

　　《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说：“中国电影的人文传统很不深跟这几次文化运动有关，很多人文传统的改变不精准不精确，很多作品忽视了主体，关注人的时候不去关注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找不到这个，就拍不出你希望的东西。”（《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17版）然而主体何在？人又何在？

　　一种可以在天空飘荡的声音，从我们的指间飞出，然后从视线中消失。轻薄粗糙的棉纸、篾刀、竹节分裂的叫喊、弧度、对称、重量、一根线。

　　北大街，快要湮没的童年街道，已经被各种用途不明的理发店时装店所包围。我蹲在一条暗沟旁边抽烟，一双涂满黑色趾甲的脚步从身后经过，我听到了十一岁单车的铃声，一幢民国建筑五秒钟内移为平地。只有那家竹器店依旧是幽深发光的，而与之相邻的打铁铺早已经更换了门面。那个永远不会苍老的老人，还坐在帆布马扎上飞快地削动手上的锋利，竹子的气味，类似于黄昏开始下起的淡淡的雨。

　　我记得那家店墙上挂着的风筝，飞禽走兽，鸳鸯蝴蝶。每一年的春天，这里便会飞出许多风筝，在狭窄的街道上空四下摆动。我不记得是否看到了一个蓝色的风筝，那时候的光线似乎格外充足，看久了，也许每一个风筝都是蓝色的。

◇童年

　　认识一个1983 年出生的人，他写小说，少年成长题材，但奇怪的是，所有的故事背景都放在了文革那一段特别时期。写作是对想象力的一种考验，未曾经历的年代，想必在他的眼里符合了一个故事无数种延展的可能性。此刻，在我记忆中浮现的，是他小说中一个有着右耳洞的男孩，躺在一张左右摇晃的小木床上，聆听虚拟中火车进站的汽笛尖叫声。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无法尽数与他人分享的私藏，除却可以相互印证的一部分，剩下的便是各自难以启齿的隐秘。我所经历的七十年代中后期，不知名的欢闹与禁忌，未必是《蓝风筝》那样的阴郁偏冷，时值中年的田壮壮，更多的是要传达童年的不幸与血腥。也许是地域上的差异，那个时代电影里的北京，几乎是以小胡同四合院来记录普通人的离奇生活的。《城南旧事》、《骆驼祥子》、《春桃》，每一部电影都住在不同的门牌号码内，或许彼此还有些藕断丝连的亲缘关系。小英子是铁头的小学同学，兰太太是祥子的旧主顾，春桃的破纸篓里藏着一封远方父亲的来信。时间在这里是可以被拨乱混淆的，所谓的历史，都是个人亲眼目睹的一部分的推算演绎。

　　人们常常自诩是某个时代的主人，整头整尾的十年，在睡梦中闪闪发光，就像偶尔翻到的父辈们的旧照片，眉宇之间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辛酸气度。学生帽、格子围巾、领袖胸章、列宁装，外衬的却是某一处的风景名胜，同样的景物在那一刻竟然会变得满目疮痍。而有时候，我会荒唐地质疑父辈们的年轻，一个奇特的年代也是猛烈的激素催化剂，天真的热烈的斗志的惊恐的一脸蠢笨。这样的童年与年轻是有代价的，其中的一部分，就算放不下一场电影的容量，也应该是至死不渝的。

◇歌谣

　　对田壮壮的电影，最初一直停留在一个叫作《红象》的儿童片上，发生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动物保护故事。然后是《盗马贼》，然后是《猎场札撒》，然后是《鼓书艺人》，就像田壮壮所说的“拍完就忘”，这几个电影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些名字的存在。1993 年的《蓝风筝》，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的，刚刚看到吕丽萍得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一沉便又是一个十年。追问太多的理由，只会让这电影背负过多的理想色彩，而田壮壮当初的那一句，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无非是一个失意的人迫不得已安慰自己的一剂镇定。

　　我只是期待这只风筝有一天能够飞起来，有禁声那么久之后，听听它是怎样开始第一句台词的。于是我听到了一首关于乌鸦的童谣，在各个转换段落之间，这只自古被寓为不祥的鸟类，使得这个电影蒙上了最初的死亡气息。其实许多流传甚广的民间歌谣，都带着莫名其妙的恶毒诅咒，反哺与反食，经由孩子的口中琅琅诵出，更是令人心惊肉跳。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充耳的是广播里的浩大声音，慌乱的人心整齐排列，从中找出一个最容易被出卖的人。那十年过后的闹市街头，平添了许多举止文静的疯子，疯狂地写公开信，疯狂地在一家商店门口长久站立。而在八十年代初，我家的二楼，仍是封闭着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旧报纸糊满了所有的窗户，他们枯坐着，等待一场游戏的结束。

　　《蓝风筝》要说的不是那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人心的颠覆，换了时间地点也是可以照搬上演的。黑白是非，就算可以清楚判断，可是那么多身不由己的人，恐怕早已听不到一个细弱的挣扎。我始终无法把旁白的声音与电影中的那个孩子联系在一起，变声期的青春少年过早冷漠，在他提及的一个接一个死去的亲人，因为反复地回忆失去了巨痛的知觉。

　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孩子，平常地拥有父亲与母亲，如果一切都未曾改变，他可以在每年春天和父亲一起去放风筝。